刑事「誹謗罪」與民事「名譽權侵害」
一、刑是誹謗罪判無罪，不表示民事侵害名譽權就一定不成立：
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的「名譽權侵害」與刑法誹謗罪並非相同的，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，名譽有無受損害，應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貶損害，不論其行為故意或過失，均可構成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。故縱然未構成刑事之誹謗罪，亦得依民法侵權行為有關侵害名譽權之規定，請求損害賠償。
二、如何判斷是否侵害名譽權？
最高法院認為，首先應區分，該言論是「事實陳述」或「意見表達」(發表言論)，後者為主觀之價值判斷，無所謂真實與否，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，僅能藉由言論自由之市場機制，使真理愈辯愈明，因此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縱加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評論，亦受憲法保障，蓋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之健全發展，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損失兩相權衡，顯有較高之價值。但問題是，事實陳述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，有時難期涇渭分明，如何判斷？例如言論係以某事實為基礎，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，將事實與評論混為一談。最高法院認為，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，仍應考慮事實真偽，倘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，行為人不能證明事實真偽，就算所述事實是轉述他人之陳述，如未經相當查證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三、案例解析：
在此案例中，主張名譽受侵害者，在高等法院被判敗訴，上訴後最高法院則認定請求有理由，內容為：
(一)法律見解：
依民法第195條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，倘行為人所述之事實足以貶損他人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，而全然不能證明所述之事實為真實；或可受公評事項表達之意見，並非公眾利益有關，而係以抑貶被評論人名譽為主要目的，依法益權衡原則，就行為人行為方式，態樣、陳述之內容與公眾，及被害人在社會上原具有之評價，加以衡量，若在客觀上已達違反整體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，應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。
(二)事實內容：
認為被告(行為人)就其與被害人間投資案之發言內容，指述遭被害人(原告)加害之被害人眾多，被害人擬在南部高雄行騙特定人士，及被害人曾造謠、恐嚇對自己(及行為人)不利及要找黑道對付自己。又稱，被害人是言語暴力的慣犯，這些都屬針對具體事實之陳述，尚非純粹可受公評事項之意見表達。